如果你在一个工作日的下午，来到上海彭浦新村的85度C面包店，大概率会有些错愕。

不到100平方米的空间里，摆放着六七张小桌，找不到一个空座，顾客们三三两两地聚坐在一起，桌面上摆着蛋糕和饮品。这样的场景，看上去和上海大多数商圈里的咖啡店差不多，但只要仔细观察，就会发现最大的不同——

这里的顾客，几乎全是上海本地的老年人。

忙着收拾垃圾的店员月红说，自己几个月前来85度C兼职，店里一直就是老年人多。店里的一天，根据时间划分，会出现三种景象：上午，通常是年轻人来买早点，但到了下午，老年人就会集体出现，社交、小聚，聊子女、聊日常，甚至还组团来聊股票。到了晚上，这里又会再换上一批老人，他们只身前来，在店里打发漫漫长夜。

当老人们聚在一起，噼里啪啦敲字的电脑是没有的，也不会有人戴耳机、忙着进入线上会议发言。闲聊的爷叔阿姨们，看起来人生似乎都已经进入easy模式，常常一坐就是大半天——在他们眼里，时间似乎不再具有紧迫性。

面包店靠窗的位子，70岁的舒飞和两个年龄相仿的朋友围坐在一起。他们是来提前“踩点的”，第二天，几位好友要开车去上海周边的一处古镇旅游，干脆提前一天聚在起点，喝喝咖啡，认认路。

舒飞穿着皮夹克，说一口上海普通话，很随性的样子，像电影《爱情神话》里和意大利明星谈恋爱的时髦爷叔老乌：“个么退休了，也要找事做，打发时间的。”下一句，就是熟悉的、对年轻人们的规劝：“我们当年，也是这么奋斗过来的。”

老人们聚在一起，性价比是第一要义，连带着，85度C里的最热单品也变了。对于爷叔阿姨来说，外面动辄30元一杯的精品咖啡是用不上的，这里才十多块、吃了不至于失眠的奶茶、拿铁，才是更好的选择。

或许是意识到了客群发生的微妙变化，在进门处的宣传海报上，标记着这家店的主推品，一款价值99元的“熟客咖啡券”，里面包含9杯咖啡，折算下来不过11元1杯。还有一款被命名为“轻奢下午茶”的搭配茶点，最低售价“15元起”，很难相信这是在寸土寸金的上海会出现的价格。

原本，85度C是一家主打“平价奢华”的面包连锁品牌，这家来自台湾的烘焙品牌，在2007年进军大陆，并将第一家店选在了“更开放、更活跃”的上海。作为初代网红烘焙店，85度C带火了“brunch”（早午餐）生活，一度把概念店开进了黄浦区的核心商圈日月光中心。很长一段时间里，85度C的拓店逻辑一直是“贴着星巴克开店，但价格比星巴克便宜”，主要选址是主要城市的一级商圈，客群也以追捧新潮的年轻人为主，还为此专门推出过火锅品牌。

但在上海，永远会有更年轻、更时兴的精品咖啡馆、网红面包店出现，即将20岁的85度C，已经活成了“老牌面包店”的样子，很难凭借装修风格的改变、几款新品蛋糕的推出，再度卷成年轻人的心头好，在一波波的烘焙关店潮里，85度C也难逃营收下滑、陆续撤店的命运。

一次采访里，85度C负责人干脆表示，“贴近附近居民的日常消费习惯”，在选品上根据周边客群定制、精选。因此，彭浦新村的这家门店，凭借性价比，成为老年人的偏爱。

和老人们接触多了，店员月红有了自己的心得，经过她的观察，老人们最常讨论的话题就是这些，孩子、房子，谈论起来时，带着“谁也不服气”的味道。当然，还有老人长期在这里坐着，什么东西都不点，店员们也不会说什么，“都是周边社区的老人，来坐坐没什么的”。

点单金额的大小只是次要的，但透过这个，可以察觉到老人心中最隐秘的部分——有没有退休金、退休金的多少，甚至子女的孝顺和出息程度，成为区别他们的无形标准。

舒飞这样解释自己如此顺心的原因，自己每个月的退休金接近一万块，孩子尚未结婚，他不用带孙子，每天和好友们泡吧、游玩、唱歌。几天前，他还去了一家新开的清吧，店长鲜少看到这样精致的老年人，还专门出来跟他合影：“你这么潇洒，哪里像70多岁的人？”

当然，也有只坐在85度C，什么都不点的老年人，比如62岁的胡建国，他是铁路上的退休工人，妻子也早早被买断下岗。他们有一个独生子，27岁，还没有成家，也没有买房。胡建国想着，要攒一套房子的首付出来，于是，自从两年前退休后，胡建国都在忙着再找一份工作，自然，省钱也是必须的。

有的时候，老人们谈论的内容还会变得更凝重。比如，谈论疾病，这是最容易打开话匣子的话题。一位叫方海的老人讲起来，自己不开心，最直接的原因是脚痛，两年前，他突发脑梗，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之后，衰老好像突然就来了，生活一下变了样。方海的左脚开始萎缩，走路一瘸一瘸，速度很慢，从家到面包店，从前5分钟的路程，现在需要走20分钟。

这也可以用来解释，为什么方海会出现在这家面包店——没有生病的时候，方海会和妻子一起出门散步。但健康的妻子步伐匆匆，方海已经跟不上她的脚步，于是，两个人分开，妻子走的地方更远，能够到附近的公园，但方海只能走到这里。

公共空间

85度C几乎满足了老人们所在意的各种要素：暖和，离家近，同龄人多，东西不贵。在老人们的生活里，的确缺少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。

那个看上去自由、闲适的老人舒飞，其实也有自己的烦闷。我原本以为，他身边两位是同他认识多年的老友，问了才知道，他们都是在网上认识的，因为都喜欢在K歌软件上唱歌，才互相点赞、认识，约着出来玩。

看上去，舒飞是一个尤其依赖网络世界的老人。现实生活里，儿子工作繁忙，妻子早已去世，至于同时期的同事、朋友们，要么带孩子，要么身体都已经很差，聚上一次都困难。像他这样，身体不错、思想前卫的，已经少有。

舒飞拿出他的手机，给我展示他在一个K歌软件上的账号。他很得意，“唱的歌都是3个S”，并且已经有了4500多位粉丝，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中老年人。在每首歌的评论下，素不相识的老人们互相留下诚挚的夸奖、送上玫瑰花。当然，舒飞也毫不吝啬地给别人送花。一开始，老人们之间只会互相鼓励，发私信，经过漫长的互动后，就会加微信。舒飞说，一位大连的同龄人，此前还给他寄来了大连的樱桃。

“说难听点，你一定觉得，这像年轻人网恋一样，但我们就是笔友。”舒飞说，他们每天都会分享自己的歌曲，“所以能看得出来，是真的爱唱歌，不是骗子。”

这是被舒飞重视的情感连接，也让他感觉不那么寂寞。每天早上7点，舒飞会雷打不动地更新一首歌——这被他当成一种约定。其实，每天早上5点半，他就睡不着了，这些歌的素材，也是他提前在家里录好、先存起来的，但他还是会守着点儿更新，因为舒飞记得，粉丝们夸过他有时间观念。

身体、兴趣爱好、社交关系……这些看起来稀松平常的事，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半径。舒飞已经是很幸运的那类老人，但对于面包店里的很多爷叔阿姨来说，自己所能探索的区域在一点一点减少，来社区的面包店，更多是不得已。

脑梗之后，方海就很难一个人出远门了，面包店是他为数不多的、和外界沟通的场域。

方海曾经也有自己的爱好。年轻的时候，他喜欢打麻将，“很开放的”，同事八卦、世事变化，都在麻将桌上聊。但脑梗导致了记忆力衰退，打麻将时，他记不清桌面上的牌。有人打电话来邀请他去，他只好婉拒，“脑子生毛病了，打不了”，次数多了，方海就逐渐和老牌友们没了联系。

听到这里，另一位70多岁的老人邱大明下了结论：“10个脑梗，10个悲观。”他感觉到一种共鸣——和方海一样，邱大明也在前两年脑梗了，他性格内敛，不爱与人打交道。临近退休的时候，邱大明开始养鱼，尤其喜欢“看布小鱼”，鱼籽撒进水箱里，大鱼对着鱼籽不停哈气，没多久就孵化出来小鱼。

但脑梗后，邱大明的腿也跟着瘸了，行动变得迟缓，“连自己都照顾不了”。热带鱼要保温、喂食，他没力气跑上跑下去打理，鱼儿没多久也开始挣扎。邱大明看着，心里难受，干脆彻底不养了，家里人没说，他自己决定把鱼一气儿都倒掉，“舍不得”，但好过“今天死一条，明天死一条”。

不养鱼之后，“天天都不开心”，邱大明感觉到了衰老的残酷，这比任何病痛都让人痛苦、难过。“人失去了一切的乐趣，你懂不懂？喝酒、抽烟、吃好的、玩好的，全部失去了，没有了，失去了做人的尊严。”

一个月前，方海的手机停机了，他原本想充话费，但转念一想，已经没有人会给自己打电话。妻子、女儿都知道这件事，但她们的想法也一样，“没必要充，就这样吧”。就这样，方海彻底成了一个和外界没有联系的人。

这种被世界抛弃的感觉，还会在老人们想要融入社会时，格外凸显出来。退休工人胡建国，找工作时寻摸过很多岗位，还尝试过重拾老本行，给人修空调，但别人觉得他年龄大了，“爬高爬低的，危险”。辗转了一个月，什么工作都没找到，想来想去，胡建国只能去应聘保安。

我见到胡建国的时候，他正一个人在面包店坐着，拿一个薄薄的、已经扯掉几页的旧本子，对着手机抄题。他在备考驾照，如今，当保安的硬性条件就包含这一条，能帮顾客、业主们停车、挪车。

但年纪大这件事，把他卡在科目一。一个月了，很多东西死记硬背，但“前背后忘”。那个扯掉几页的本子，是胡建国的错题本，他把最容易错的题抄在上面，最难的题框起来，里面有很多都是关于数字的题，比如：“以下交通违规行为，一次记9分的是什么？”胡建国花了很多时间，去区分扣6分、9分、12分的区别。尽管如此，但他还是越学越没有底，甚至不敢先预约考试，“不然不及格，交补考费怎么办？”

那个瞬间，我感觉到，面包店隐藏着太多老人们的失意，他们需要一个空间，去吞吐衰老带来的苦闷。

人生卡住

85度C并不是“失意”老人聚集的唯一场所。

胡建国说，一条街的距离外，还有一家麦当劳，那里他也常去。二楼的餐区，同样坐了很多老年人。冬天，温度骤降，上海的公园、街头都难熬，像85度C、麦当劳这样的封闭空间，都是好去处。

后来，我也去了胡建国说的这家麦当劳。在那里，我认识了70岁的陈玉兰。看见她时，她没有玩手机，只是一个人坐着发呆。她告诉我，自己已经在这家麦当劳坐了一年多了，等到33岁的女儿晚上下班，再回去做晚饭。

换句话说，坐满老年人的情形，不仅仅发生在85度C，周边也都是如此。85度C和麦当劳坐落在上海静安区的彭浦新村——上海老龄化最严重的一个区域，上海爷叔告诉我，以前，彭浦多工厂，这里是工人们聚集的区域，也能够感受到最原汁原味的本帮文化。

在这里，可以轻易察觉老龄化的痕迹。85度C对面，就是一个公共厕所，由于附近老人多，厕所也进行了一些适老化改造，比如水龙头里会流出热水，蹲坑旁边就有一个求助按钮，如果老人们滑倒了，可以随时呼叫公厕的管理人员。闲聊时，管理人员小花说，为了节省冲厕所的水钱，周围的一些老人甚至愿意走出家门，走上一段路，来这里上厕所，导致免费的手纸消耗速度极快。

同时，这里有不少房龄超过40年的老旧小区，诸如彭一小区、彭三小区这样的老公房，甚至由于房屋过于破旧、设施过于老化，到了需要拆掉重建的地步。

因此，这群聚集到85度C的老人，都有着十分相似的人生轨迹，年轻的时候，他们被分配进不同的工厂，运气好的，能够工作到退休，运气不好的，在正当盛年时下岗。

面包店的另一个角落，67岁的罗美琴讲起了自己的后半生。那时，罗美琴才40岁，性格要强的她不想待在家里，于是找了一份保险代理的工作。那时，中国才刚刚兴起保险代理，罗美琴学说话、学跟人打交道，花了很大力气，走街串巷地去推销商业保险，才把这份工作坚持下来。

陈玉兰则是从手表厂下岗了，她18岁就进厂，在厂里待了近30年，单位快要倒闭的那段时间，厂子的仓库里已经堆满了手表，“大家都看手机了，手表就卖不出去”。正是下岗的当口，陈玉兰的丈夫得癌症去世，家里还有女儿要养，陈玉兰就去餐厅里当服务员，去给别人洗衣服、擦地，一个月挣400块钱。

显然，对于她们来说，那是一段共同的记忆，生活的重担突然就压了下来，至今还没有消退。

就像罗美琴，从下岗到今天，她的人生逐渐步入最困难的阶段——生、老、病、死，突然同时集中在她身上，她家里一共有5个女儿，罗美琴是长女，这几年，4个妹妹陆续生了病，有人得了乳腺癌，有人是抑郁症，如今，最大的妹妹已经去世，去年，父亲也过世了，照顾母亲的职责落到了她身上。

一手带大的独生女儿，如今也需要她。前两年，女儿生了孩子，罗美琴不是那种传统的母亲，也想过“不要把我绑架掉”。从精神层面上，女儿很支持她，“妈妈，你不要迷失自己”，但在现实层面，这却很难践行，大多数时候，罗美琴还是需要帮忙接送、照顾外孙。

原本，罗美琴是来医院看母亲的，昨天半夜，92岁的母亲心脏不舒服，被紧急送进了附近的医院。按照计划，照顾完母亲，罗美琴接着就需要回家照顾孙子。她觉得，自己的生活被亲人们划分成很多份，但没有一份是属于自己的，“上有老、下有小，人生好像卡住了”。

“我也想疯一疯”，罗美琴的记忆里，再早几年，父亲没有去世，母亲身体也还好的时候，自己常常可以出去旅行。责任重压之下，已经她少有机会再去旅行，这甚至带来了一种不配得感。有一回，女儿给她放假，给她报了个旅行团，朋友圈发照片的时候，罗美琴把家族的人全部屏蔽掉，她害怕听到闲话：“你这么忙，怎么还能出去玩这么多天？”

但在85度C，没人会说闲话。走进店里之前，罗美琴深呼吸了一口气。她告诉我：“我是下定决心，强制给自己一点时间、空间，才要走进来的。”这是一种最小单位的疯狂，成本很低，只是30分钟的独处时间，以及一杯拿铁的价格。

内心世界

在85度C待了几天之后，我发现，“失意”的老人们，或多或少都有表达的欲望，只要有人愿意问，很多他们难以对家人说出来的话，在这里，都会倾泻而出。

那个脑梗的老人方海，说起对自家孩子的愧疚。年轻时，他是铁路上的装卸工人，忙于工作，疏于照顾女儿。女儿成年后，他又在争吵的暴怒里打过她一巴掌，父女二人从此留下深深的隔阂。因此，脑梗的时候，女儿没怎么照顾自己，如今也不给他交话费，他选择接受，“女儿跟妈妈亲，应该的”。

旁边的爷叔听完，批评他，这样做不好，孩子有自己的尊严。但爷叔也有自己的疑惑，自己从来没有打过儿子，为什么他也不愿意跟自己多说话？为此，他还特意查过字典，细细翻看“代沟”这两个字的含义，最后得出结论，这件事是必然的。

而对于付出、奉献这件事，老人们其实也并不是完全甘之如饴。

胡建国想过彻底放松下来的时刻，是未来儿子成家后，他要出去旅游，一定要去北京，当年跑车时，他跑了北京这条线五六年，觉得“什么地方都很好”，想再回去看看。说完又遗憾，不知道那个时候，自己还能不能走得动。

目前看来，这个目标的确很难实现。早早下岗的妻子，还在继续为家里操持，她比胡建国年轻一些，没到60岁，因此工作也好找一些，在一家物业公司给人刷卡、按电梯。辛苦的是，她上的是夜班，从下午5点工作到凌晨5点，整个家的作息都跟着颠倒。二人吃过午饭之后，一个出门上班，一个出门学驾照，好像没有停下来的时刻。

“压力很大、很痛苦”，说到当下的烦闷，胡建国终于没忍住，对“儿子”说了狠话：“想要断掉这个包袱”。

和女儿相依为命的陈玉兰，遗憾于自己的这一辈子，都在为别人活。她愿意为家庭牺牲，哥哥的小孩回家吃饭，嫂子脚不好，她自告奋勇去帮忙。哪怕是邻居家的小狗，她也要照顾，麦当劳里，有人吃剩的薯条，她会打包回去喂狗。

“但怎么没有人体谅我？”回望老年生活时，陈玉兰时常感到不公平。她希望女儿能够给自己帮助，钱、关怀、理解，都可以，但女儿没有。

她喜欢唱歌，不来帮女儿做饭的时候，她会和歌友们去常去的歌厅，一个人25块钱，从晚上7点唱到11点。出门唱歌的时候，身上的行头都要通通换掉，穿上一套白色运动服。“有档次的，口红擦起来，头发剪好之后染一下。”相较于麦当劳里苦等女儿下班的母亲，那个唱歌的人，才是陈玉兰更喜欢的自己。

感觉人生卡住了的罗美琴，也在等待能够卸下责任、彻底放松的时刻。那时，她能够有更多属于自己的空间。罗美琴的老伴还健在，但很难给她精神上的支撑，因为他们的“婚姻是不幸福的”，年轻时，他们经人介绍在一起，丈夫是乡下插队来的，没有什么文化，平时就喜欢喝点酒、抽点烟，两个人没有共同语言。如今，她们已经不会强迫对方去做什么，罗美琴说：“他喝酒抽烟，我不管，我出去旅游，也不要他管。”

说完这些，罗美琴对我流露出几分感激，她说，有的话，没办法跟家里人或者身边的亲戚朋友说，像我这样的陌生人，见一面就不会再有交集了，反而可以聊得更畅快。这也是很多老年人愿意在85度C里互诉衷肠的原因。

说完，罗美琴的手机响起，是家里人催她回家的电话。她端起手里没喝完的拿铁，向我匆匆告别，走出85度C，走入人流，我知道，她要去做另一个罗美琴了。